小留学生张素的观后感_纪录片小留学生张素

这一次，我在法院没有采访

2021年某一天，我走进某地某个法院。这一次，没有采访。

因为，我是原告。

如此“近”距离地直面我国司法，这样的机会并不多。纠纷解决后，“落槌”之时，新的生活已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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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一个个庭审房间不大，桌椅简朴，陈设简单，但每一间都排得挺满，承载着不同的悲欢离合。

身着法袍的法官，以及穿着笔挺制服的法官助理，坐在那里。每年人均办案两三百件，这个数字具象为他们眼底的疲惫，却依然以敬业的姿态捍卫法律的尊严。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没有旁听人员。全程戴着口罩，很多情绪须得借由眼神表达。

诉讼过程倒也不太复杂。开庭后，原告被告，自然是各说各话。书记员打字飞快，一桩桩陈年旧事就此定格于白纸黑字。

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少。因为案情不复杂，最后采用庭前调解，各方都省时省力，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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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走进过法院。但经过这一次，对于“诉讼案件量”这个数字的分量，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也不是没有报道过“司法＋科技”的新变化。但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开庭通知短信时，“方便”二字脱口而出。

也不是没有触及过世间的喜怒哀乐。但经过法官的说理释法，从原告席上起身，面对被告，突然想到，方寸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胜诉”“败诉”，至此“心结”化解。

在生活的矛盾纠纷面前，我们都曾是“输者”。接受公正的“审判”以后，解“法结”、化“心结”，重新开启新生活的我们，又都是“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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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在法院没有采访。而这一年，我却采写了不少司法新闻。

从年初的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到年末的“舌尖安全”、打击“骗婚”，算下来平均每两日就会提交一条涉及法院的稿件。

不管是“近”距离直面我国司法，还是采访法院工作，都让我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我们身边。

“两高”报告为民解“法结”、化“心结”

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解决案件的“法结”，化解人民的“心结”，成为“两高”报告的注脚。

解“法结”，在于筑牢法治这一“刚性”依托。

严打暴恐犯罪，坚持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违法所得无处藏匿……一如既往，今年的“两高”报告以数据和案例彰显司法力度。曾经被判死刑却“死而复生”再作恶的孙小果伏诛，赵正永、赖小民等“老虎”伏法，“两高”报告点名这些案例，也为震慑潜在不法分子。

两份报告均关注网络治理。过去一年，在刑事案件总量下降的背景下，检方起诉网络犯罪14.2万人，同比上升47.9%。“两高”重申，决不让网络空间成为法外之地。

打铁如何自身硬，在报告里有迹可循。去年，被羁押近27年的张玉环获无罪释放，“两高”谈及此案强调“有错必纠”，启动问责程序。针对“纸面服刑”“提‘钱’出狱”，“两高”强调“坚决查处”，并决心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纯洁法院队伍、打造检察铁军。

化“心结”，在于涵养德治这一“柔性”保障。

法治重在事后处理，德治意在前端预防。全国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数量在2016年、2019年先后突破2000万件和3000万件关口的情况下，出现200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同年，诉前成功调解424万件民商事纠纷，同比增加191%。数字一降一升，可见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发挥成效。

遇到多年难结案件，最高检要求检察长接访办案，以听证形式公开审查。去年四级检察院组织听证2.9万件，是2019年的十倍有余。各方把事说清、把理辨明、把法讲透，方能案结、事了、人和。

报告里不乏司法机关采取的暖心之举。维护民众安全，涉及“舌尖”“针尖”“头顶”“脚底”“出行”方方面面；疫情之下，用暂缓强制执行措施、采取“活封”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增加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等规定，加强保护人格权；严惩假借“以房养老”坑害老年人等违法犯罪，促请职能部门消除“数字鸿沟”，这些内容亦见温度。

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更需推动法治与德治同频共振。一方面，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依法加强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进行整治。

这在报告里也有体现。当人们有感“诚信危机”时，法官和检察官严惩“碰瓷”违法犯罪，让“文抄公”原形毕露，运用法治手段促进诚信社会建设。民法典施行前后，法院和检察院开展普法宣传，以小案例阐述大道理，让法律和道德融入心间，成为个人的自觉、社会的信仰。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点绿”中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法院正以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点绿”中国。

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中国法院受理环境资源刑事一审案件109544件，审结100300件；受理环境资源民事案件526184件，审结479206件；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29件，审结206件……记者10日从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获悉这组数据。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对此指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其所言，11家高级人民法院在会上纷纷介绍经验，其中就有云南“绿孔雀”案、江西“三清山巨蟒峰”案、河南法院审理废酸污染黄河支流案、上海法院审理“洋垃圾”走私案等广受关注的审判实践。

其中，云南“绿孔雀”案在中国首先探索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裁判规则，预防了该区域濒危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失衡的重大风险。这一案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选为全球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司法案例。

如果说一个个典型案件是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点绿”中国的注脚，在其背后支撑的法律绿色条款及审判组织体系，亦值得注意。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在会上介绍，截至今年11月，29家高级法院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全国法院共设立2149个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基本形成”。

她还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环境司法研究基地作用，开展惩罚性赔偿、环境侵权禁止令等司法解释起草论证，民法典绿色条款法律适用等实践问题研究工作，由此“深化环境司法理论研究”。

各地法院也在积极探索。例如，“三清山巨蟒峰损毁案”系中国首例故意损毁名胜古迹入刑案和中国首例破坏自然遗迹民事赔偿案。江西法院探索出“适用‘条件价值法’确定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等多条裁判规则。

浙江法院适应互联网与司法深度融合的趋势，以“绿源智治”系统为牵引，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机制创新。当地运用该系统确定对非法采矿导致的受损山体进行“喷播复绿”修复方案，确保生态修复“不走弯路”。

在中国各省份中人口密度最大、企业数量最多、环境容量最小的江苏，法院依法追究环境污染非法利益链条中上游、中游、下游各环节，实施者、帮助者各层次违法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回顾“点绿”中国的过往，司法部门更着眼于如何“点绿”未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体系，为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周强如是要求。

围绕开启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征程，杨临萍在这场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多项部署。比如，助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妥善审理涉核心区内居民、耕地、矿业权等有序退出纠纷案件；又如，妥善审理绿色金融、环境服务与治理合同纠纷案件等新类型案件，推进全社会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上披露的关于环境司法裁判规则的新动向还有：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研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噪声防治等相关案件审理规则，制定林权、矿业权等司法解释，细化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入罪条件和量刑标准……

在环境危机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之时，中国法院愈发强调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与国际接轨。就在今年，中方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起草并推动通过的“昆明宣言”达成了国际环境司法的“最大公约数”。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中国的各级法院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司法交流，为促进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司法力量。”杨临萍说。

有了民法典为何还要有配套司法解释？

编辑：李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