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唱法”听的是什么？

美声听技巧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观赏歌剧《茶花女》第三幕时，有人对于薇奥利塔在香消玉殒之前的演唱表示不解，“她不是已经奄奄一息，怎么唱起来还是生机盎然？”由此引发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美声唱法的表现形式如何与国人的审美情趣对接。数百年来美声唱法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整规范的理论与培养体系，其科学性世所公认。把这一从西方文化中脱胎而来的艺术移植到中华文化的土壤上，自然有个水土适应的培育过程。那为什么它传入中国近百年，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是小众艺术？有人把它归结于听众不了解其基本常识。可是，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掌握了民族和流行唱法的相关知识而喜欢其相应的作品呢？可见，“不了解”一说不很准确。用美声唱法演唱的中国歌曲，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社会题材，传唱度和喜爱度高的作品有《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等，大多数人主要还是不习惯美声表现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方式。那么，难道美声会永远这样水土不服吗？文化是需要交流和融合的。这种艺术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将人的声音潜能发挥到极致，它那具有金属质感的声音建立在一系列技巧的娴熟运用之上。听美声听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欣赏其演唱技巧，它的华彩、它的炫技、它的控制，它对发声器官、共鸣器官的巧妙运用。

民族听味道

一个特有的现象：听罢多版《我的祖国》，唯有郭兰英演唱的版本以其风格化的行腔吐字，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间。正如乔羽所言：“她一点洋味都没有，真正的民族的。”怎么理解乔羽所说的“民族的”呢？――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上的艺术特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民族唱法经历了从民间的民歌演唱、借鉴戏曲的表演，到如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与培养体系的过程，推出了一系列代表性作品，涌现出一批批优秀歌者。当人们开始对民族唱法“千人一腔”及民族唱法美声化的现象产生疑虑时，“民族声乐艺术的魂魄”“民族唱法的核心”是什么的问题更加凸显。我们不得不再度审视民族声乐艺术中的审美理想、审美原则、审美情趣。人们钟爱郭兰英《我的祖国》的柔情与刚毅、李谷一《故乡是北京》的婉转与流畅、彭丽媛《父老乡亲》的深情与跌宕、何纪光《洞庭鱼米乡》的高腔与收放，更多的是从中听到乡音、品得乡韵、领略乡情，这种感受是一缕情思、一种情怀，它源于民族歌唱家所演绎出来的特有的神韵，它在“美声”里闻不到，在“流行”中听不见。或许是声情并茂的表演，或许是字正腔圆的畅怀，或许是润腔技法的着色，或许是甜脆亮圆的音色……当我们的民族唱法剥去这些文化基因后，民族声乐艺术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流行听情调

一个典型的案例：《绒花》的再度风行。1979年，随着电影《小花》的上映及央广评选听众喜爱的15首歌曲，由李谷一演唱的《绒花》一度风靡。此后殷秀梅曾翻唱该曲，展现了美声在演唱颂歌类作品的大气与磅礴。在原曲问世近40年后，电影《芳华》把流行歌手韩红翻唱的《绒花》作为片尾曲，使得该曲再掀热潮，它不仅拨动中年人的心弦，亦驻入青年人的心房。究其原因，是因为追逐时尚、讲究情调乃青年的天性，况且韩红在翻唱原曲时，以其对音乐娴熟的驾驭能力，把本来就非常深情内在的旋律塑造成一个本我如歌如诉的音乐形象，而非民族和美声那种形象描绘、深情歌颂的外在表现。三种形式各美其美，而流行唱法能把原为民族唱法的作品成功再现值得我们深思。反观美声和民族歌者，他们去演绎原本为流行唱法的作品时，能为广大听众认同的并不多。流行唱法贴近生活、重在自我、张扬个性、挑战规范、凸显时尚，在表现形式上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审美旨趣紧密相联。平安翻唱的《我爱你，中国》、斯琴格日乐翻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用和人们感官上相契合的格调或特征，以歌手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成功地再现原作。这正是流行唱法极富魅力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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